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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观察(0/0)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向辉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2日 点击数: 次 字号:

文 向辉

 

(一)在大路上搞个墙

1月20日,我离开北京,乘坐一个小航空公司的航班回恩施。

最近若干年,忙着各种事情,学业、工作、家庭等等,很久没有回乡。不回乡,大概不算中国。

回乡的票并不好买,想着抢个火车票,没有成功。毕竟,春节是个返乡季,恩施这个经停的小站,票源不充足,开抢的瞬间就没了。

从北京到恩施的航班也有,大部分不是直飞,要到武汉或者其他地方转机。我懒得去转机等待,有同事说可以到天津出发,那里有直飞的航班。就这样,我顺利买了往返的机票,终于可以在过年期间回家去感受一下了。

或许离开家乡是很多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必须,只有到了特定的节日,放了假,才能到家乡看上一看,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还保留了多少儿时的记忆。

前两年看很多人的回乡报告,只能是看看而已,这次自己是要亲身体验那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故事了。

飞机很便捷,两个多小时之后就从北方的海滨城市到了所谓的世界之中——恩施。再乘坐弟弟的小车回去,当天晚上十点多就到家。

从恩施到鹤峰县的高速已经贯通,暂时还没有通车,不然会更早一点到。

从恩施到鹤峰的交通要比十年前好很多,高速已经修好,各种大大小小的桥梁和隧道,让多少年翻山越岭的跋涉全部变为陈旧的历史记忆。

春节前一天,从恩施到鹤峰的高速通车放行,为当地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我这样的晕车人来说,高速要比盘山公路安稳了太多。

不过,没两天它就被封闭了。鹤峰县的封城,伴随着整个湖北的封闭进程表进行的,虽然远离武汉,但并不意味着它能置身事外。

武汉封城之后的三五天之内,整个湖北的大小城市都宣布了各自的封闭措施,公共交通停运,铁路、航空都暂时停了下来。

我刚开始觉得恩施偏远,大概不会封闭,现在看来是想的简单了点。有些感觉敏锐的人一早就撤离了,我则缺乏他们那样的决断。我原计划正月初三回京,到家看一眼也就差不多了。但从初二开始整个湖北处于千里封城封村的状态,各地交通除了应急之外,大概是没有办法从山里出去了,我就只能呆在花桥。

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如今早就成了陌生人,印象中的村落记忆基本上没有办法寻找,变化实在是非常之大。只有少数几栋楼有三十多年以上的楼龄,大部分都是最近若干年新建的。至于村里的人们,只有少数一些人还有印象,长期在外的生活,相互不熟悉。

花桥或许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中国山区农村村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把它当做一个调查的案例来研究。它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历史不断地淹没在泥土之中。时至今日,也似乎没有一部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书籍或者其他的文字材料供人阅读、记忆和讨论。

这里没有祠堂、没有庙会、没有宗族,当然也没有特别讲究的传统,有的是山,山外之山,以及一栋栋错落散杂的民居,和几代人都在此生活的村民。

不断有人走出去,也有人不断在这里出生,生活,数百户村民在这里过着他们的日子。

作为一个经历过非典的人,我一开始对于武汉肺炎的情况并没有太过关注,毕竟武汉离北京很远,就像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离花桥一般的遥远,村民平时不会关注武汉的事,武汉人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花桥这个村落。那是也是因为他们从花桥走出去,生活在那个大都市。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管是武汉,还是花桥,各自并不在一个世界里,相互之间的影响,大概也就是新闻上的。

到现在(正月初三),武汉与村落的联系第一次如此的紧密,实在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2003年,我在北京上大学,隔壁同学因为疑似病例被某家医院收治,与他有关的同学全部住进校医院后面的小楼,享受了二十一天的全封闭生活。那一次,让很多人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病毒的恐怖,虽然自己没有中招,但每天听到不断提升的确诊与疑似病例的攀升,会让人产生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特别是周围有人被确定为疑似之后,感觉更加恐怖。

非典是第一次遭遇到大规模的病毒传染,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没有经验,即便是最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传染,还有人跑出去到网吧之类的人群聚集的地方,结果有人有点感冒发烧,拍了片子之后发现情况不妙。很快就成为疑似病例。当晚十点多,他解除过的十几二十人全部隔离。最后这位同学也只是疑似。被隔离的同学也就虚惊一场地结束了非典生涯。

没想到这一回又开始了新一场隔离生活,这一次是不是二十一天?需要静待各方消息。

据说这一回的病毒疫情要比非典更严重一点,传播的速度实在是超乎了专家们的想象,当然也让各级的决策者们面临着考验。

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比十几年前要快得多,如果还采取老办法、老黄历,大概就跟村里的那些老房子差不多,迟早要被拆掉,换掉,没有人记得他们当年是怎么上去的。老房子什么时候拆,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非典时期,没有微信,也没有公众号。那个时代是报纸繁荣的最后一段黄金时期,也是电视媒体最火热的时代。当年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小道之外,最直接和可靠的就是它们了。如今,自媒体的时代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信息,也能知道更多的东西。有些人的表演也就具有了把戏的味道了。

在1月20日之前,病毒传播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很清楚,官方最开始有一段时间发布的消息是可防可控,而持危险论的人并没有让人更多的关注。

控制,从来都是信息的重要处理手段。

这样,很多人并没有什么危机感。或许就像一场普通的流感一样,在某个地方传播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数百万计的人员流动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动,让传播控制变成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可控了。

病毒的传播,从最开始的动物到人,再从人到人,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去消化。

非典病毒,最开始从野生动物开始,这一次的肺炎病毒如出一辙。

非典成了历史,病毒卷土重来,不论是不是野生动物的保护主义者,在病毒面前都没有任何话语权。不管是各级官僚,还是平头民众,大家都只能带着口罩看着,而有一群人则要付出极端的代价。

几乎所有的猎食者、决策者和传播者并不需要为代价付出代价,所以未来会如何,还不好说。

病毒肆虐之后,人们为了防控,各地已经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最傻缺的,也大概是最脑子进水的办法就是,在鹤峰的某条与外界联系的公路上有吏员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了灵感,在边境线上修上一堵墙。

人家特朗普修墙,可是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的,到了这里,大概就是某几个人拍屁股决定的事情。

修墙堵路的办法,也得到了有些人的掌声,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堵墙就能把其他人全部隔绝掉,他们自己也就安全了。

我不赞同这种搞法,对于愚蠢的行为,如果有更多的人不赞同,或许病毒在人类社会的传播也不会过一段时间就来上一回吧。

修墙并不坏,原始人一开始也是这么干的。早期所谓的城市国家,不就是从修墙开始的么?只不过已经进化了成千上万年,还有些人的脑子处在修墙的水平,实在是令人惊诧。

最开始,一堵墙或许是最聪明的人想出来的最好的自我保护措施,这样才能让野兽的危害最大程度的降到最低。可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样做,实在是非常野蛮的举动,只能说是对修墙这个伟大发明的侮辱。

采取野蛮措施预防病毒传播的,只是个别的现象,大部分农村村落要解决问题的方式就相对要简单一点。对于可能出现的传播者进行有效的隔离其实就能最大限度的控制传播。

花桥只是一个恩施边陲的一个小村落。我将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或许有必要记录一点东西。永真学者说,要不减减肥,同时再写点疫区日记,大概不会让这段时间太过于恐惧。

相对于03年的非典,这次没有太多的惧怕,但是这里的确缺少各种医疗的器材,口罩都买不到,早就断了货,一个口罩或许能用很久吧。至于消毒的药水之类的,城市供应都不见得能十分充足,乡村能省就省了。

这些年经济发展势头,影响不仅是北京和武汉,花桥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村落中,原来的土木砖石结构的一层民居,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房子。大部分老房子被拆掉,新的村落民居都是两层或者三层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虽然不及城市别墅的奢华,但至少从外面的样子看起来,有很大的相似性。城市化的发展,也改变了乡村的风貌。

城市中的楼宇大多有一个楼标、楼牌或者其他,而乡村的每一栋楼没有这些。但它们每一栋都有可以讲述的故事,只不过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期,没有办法去听人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了,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暂时能做的,只能是在村里的山间小路上跑跑步,看看风景而已。

花桥观察

(二)大山宫小山

病毒疫情来势汹汹之际,鹤峰与湖南交界某地的基层吏员决定在马路上修上一堵墙,防止湖北人进出。那堵墙已然成了一个笑话,那张修墙的照片传遍世界也不是没有可能。建墙的时候,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这堵墙将成为2020年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有些人、有些事,是多么的荒诞。不管怎么扯,那都是一个扯淡的搞法。

修墙的时候,霍霍然,很快就弄成了。

霍,也许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古老汉字。很多人在祈福平安的时候用霍去病来表达他们的期待。

《尔雅》中说:“大山宫小山,霍”。群山环绕,就是霍。在山区生活过或者停留过的人,大概最能理解霍的这个意义吧。整个恩施都是山区,到处是山,放眼望去全是山,花桥也不例外。

在这个季节(冬天),当我们走在乡间小道上,抬眼望去,巍峨大山已经戴上了白色的礼帽。鹤峰县,似乎没有终年不化的雪山,而大山山顶一年四季都不会散去云雾缥缈则是有的。的确有点人间仙境的意思。

这片群山环绕的村落是很多人的乐土,很多人祖祖辈辈在这里过日子。在其他地方隔离在自家楼房中的时候,村民们可以去爬山散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这大概是大山里面唯一的好处。

现在整个湖北地区的口罩供不应求,一只最便宜的口罩从五毛钱卖到五块,也拿不出来多少,因为根本就没有货。即便是村里的医生家,也拿不出几打口罩来。外面的医疗设备能进入农村的,尚需时日。

好在这边的青山绿水提供着天然的净化设备。村里村外的小山,青绿盎然,那看不到尽头的茶园、随处可见的水杉树林、和四处点缀着的菜地、绿竹丛,让大山宫小山充满了自然的意趣。

当然,霍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快速。枚乘《七发》有“涊然汗出,霍然病愈”的说法,期待着这次武汉的疫情能霍然结束。

修墙并不是生活的常态,墙迟早要推倒。

修桥铺路才是最有生活气息的事情。

在整个湖北地区见得最多的也应该是桥。中国人除了修墙的水平很高之外,造桥的技艺也是世界一流的。祖国大地上到处有各种各样的桥。

湖北是水乡泽国,曾有千湖之省的说法。如同珍珠一般的大小湖泊,交错散落在湖北大地上,提供水源,提供水产品,养育着这片热土上的数千万人民。

对山区来说,更多的是小溪小河。即便是小小的花桥也有好几条从大山发源的水系。当地人对这些水系的称呼,大的叫河,小的叫沟。沟就是溪。溪这个字,我是后来从书上知道的。而书上的沟,和我所知的也略有不同。若干条小沟的都汇集到村里的那条河,又从群山中流出,据说最后将汇入长江。江河无不是如此形成的,最后才是海纳百川。

在河道的某个地方,曾经有过打谷子的水碾子,早在我小时候就不见了踪迹。

以前村里没有一大片水域,小河自然形成的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以往是年轻人天然的泳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若干年前,政府在村里修了一个水坝,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偶尔还能看到一群水鸟在水中扑腾。

小河小沟,为人民提供了生活生产必须的水源。以前小河里还有鱼虾蟹等等,偶尔可以弄几条鱼。

河沟两边修建房屋,是山区居民最自然的选择。一条大一点的河从村落的中央穿过,一马平川的大坪以前是最肥沃的良田,村民们的房子就依着丘陵的地势修建。

有了河沟,就需要桥,桥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人造物。

村落里的桥,能走人就行,大多就地取材,比如弄来几根木头,钉在一起,铺在小河沟上,就成了一座桥。也可能是修房子用的那种预制板,放两块在那里,也是一座桥。石拱桥并不多见,整个花桥没有几座。

地名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最直接的体现。村落中某个地方的命名,或者是因为姓某某的比较多,比如林家院子、曾家岭、覃家湾;有的是因为一棵树,比如白果坪,在清人笔记的记录中就叫白果树;有的是因为一个故事,比如老虎洞,据说曾经有老虎在那里出没过;像城墙口之类的,则是有其他的故事,据说是当年要建个城,那里就是城墙的边角。

而花桥的得名,则是因为有一座桥。村里的桥很多,有两座是为省级公路而建的,都被称之为花桥。其中一座老的石拱桥,是我记忆中村落里唯一一座大桥;前些年,公路升级改造,又重新修了一座新的更大的拱桥,用混凝土浇筑而成,颇为壮观。

这两座大桥都是现代的建筑,更早的花桥据说是一座两米左右的小石拱桥。小石桥不知道存在了多久,也不知道多少人曾经在它上面走过。

这座小桥,据说和一个叫花子(要饭的流浪汉)有关。有人说,当年修好桥的时候刚好来了个叫花子,所以桥就被命名为花桥。也有人说,那个桥是叫花子捐钱修的,所以叫花桥。至于是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后来,花桥成了整个村落的名称,永久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花桥这个名字可以知道一点这里淳朴的民风。

这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花桥的呢?我在一位我家一位老前辈的墓碑上看到,生于清朝光绪十九年(1893)的他,出生地就写的是花礄。后来,礄字改成了桥。那位老人家的墓碑已经有点残破,其中有些字看不清楚,可以知道的是在他去世的民国三十年间,这里还不叫村,而是属于某某里。在早期的《鹤峰志》中,有坊、有里,到底是什么,大概也没有什么人知晓了。

花桥这边的先民们到底什么时候搬过来住下并且繁衍生息的也不太清楚。很早之前,这一带或许不是一片像如今一般适合人居住的区域,而是一片水域,因为听说有人在后山某个地方发现过只有在水域中才会出现的贝壳之类的化石。山顶都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就有桥,有桥就有房。

修房子是很多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事业,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修一栋像样的楼。以前,修楼的时候会举办上梁的仪式。一个主持仪式的人,高声喊着一步啥、两步啥,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糖果的簸箕,小孩子们就等着抢那人撒下糖,就跟现在摇一摇抢红包差不多。后来这种仪式已经没有了,不再需要上梁了。“上梁揭瓦”,这个词汇估计再过些年头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意义了。

旧日的房屋是土木结构,房梁用若干粗木料搭建而成,如果建房的太多的话,山林里的木头就不够用了。

现在,整个村落中只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几栋老式木头房子。我家祖上的那栋老木头房子据说有百余年的历史,几代人曾在那里生活过,也早在若干年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片瓦不存了。

村落中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都会种点果树,有李子树、梨树、桃树,偶尔还有橘子树、枇杷树。李子树挂果最多,每年都能吃上好久的新鲜水果。记忆中吃水果都会在树上吃得差不多饱了才下来。

村落中更有标志意义的,大概要算屋前的桂花树了。为什么要这边的人喜欢在房前种上一株桂花树?是保留下来的某种习俗?还是某种特别的纪念?亦或者只是为了好看?

记忆中不管谁家的老房子前面都有一颗,一到秋季,满院子、满村子都是桂花的味道。修建的不少房子外面还保留着桂花树,即便是老房子不在了,老的桂花树还在,到了季节就散发着香味。

花桥观察

(三)天涯失乡路

当年大诗人李白被困在湖北的时候,写过一首《江南春怀》诗: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身世殊烂漫,田园久芜没。岁晏何所从,长歌谢金阙。

或许他也是想回长安的,只不过战乱隔离,他暂时是回不去了。作为诗人的他,可以写写诗,与世人分享他的故事,让后人去讲述他的传说。我不是诗人,弄不出来那些个东西。

如今疫情严重,虽然不会如李白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纷乱那样旷日持久,但为了防止病毒的扩散,是“天涯失乡路”的时候。这段时间,个人能做的事情很少,李白都干不了什么,何况是我们呢。李白能做的也就是想想以前的故事罢了,我想,大部分人困在家里,也只能如此了。

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在这个世纪不是第一次。2003年非典是第一次面对病毒的恐慌性地大面积传播,由于学校有不少人感染,我们有一群人被集中地隔离起来,待了两三个星期才放出来。有一个老同学保留了一张2003年的照片。当年放出来时候,不知道谁给拍了一张集体照,照片上的几十人,其实也大部分相互不认识,好几个不同专业的人被集中隔离起来。当时隔离在一个单独的小院宿舍,不能出去,不敢串门,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之外,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一周多之后才有人勇敢地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当时,有不少人连夜从北京逃离,也据说有人带回去了病毒,至于具体的情况如何,也没有人去打听。

非典之所以那么猛烈的传播,与大量的人群集中有关,现代的大都市,一旦出现了传染疾病,人传人的话,很快就会传遍全国、全世界。即便是现代的医疗技术手段很先进,大概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里去控制或者治疗好类似的病毒传播,更别说在短短的几天中就彻底隔绝了,只能在一段时间之后,病毒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致命性之后,才可能消停下来。

对于疾病的恐慌,是人的天性,一旦大面积的传播开来,恐慌的心理也会在人群中蔓延,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处。危机解除之后,人们是否能从中做一些彻底的反省?似乎过了若干年之后人们早就淡忘了。很多致命的病毒大概都是从有人胡乱吃的过程中弄出来的,无知无畏的人总是一直有。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只能等待着。在致死疾病面前,慌乱也是正常的。大多数人都是旁观者,只有某一天到了自己身边的时候才会有切实的体验。

人与自然的和谐,大概只会保留在某些极为遥远的记忆之中,最后变成了一种习俗,后来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那个习惯就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措施。我想,花桥种的桂花树,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古老的习俗。

种树栽花,不仅能满足吃的需要,也能满足精神的需要。加之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各地农村的房前屋后总是能看到各种果木与观赏树木。一般来说,种点果树最佳,既有观赏价值,又能满足自家吃新鲜水果的需要。

花桥的果树有桃树、梨树、李子树、枇杷树、木瓜树等等。偶尔也能见到苹果树、橘子树、柿子树等等。即便在冬天,还能找到挂着橙色果子的橘子树。现在,还有了专门种的猕猴桃(洋桃),据说一颗树能摘到好几十斤果子。以前主要在是山林里野生,打洋桃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

桃树的种植具有全国性,从诗经时代就有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而桂花树则以南方为多。武汉、杭州等城市都有大面积的种植,是一种观赏的城市绿植。

桂花树很早就从湖南湖北的山村中送到过皇宫。《重修政和经史政类备用本草》(第339-340页)记载,在南北朝时期湘州给齐武帝进贡了桂树,种在皇家园林芳林苑中。花桥离湘州并不太远,都是山区。

桂花树净化空气的效果很好,可有效去除空气中的氟化氢以及二氧化硫等对我们身体有毒有害的气体。桂花树吸附空气粉尘的能力极其出色,可以作为道旁树。桂花晒干了之后可以用来泡茶喝,能提神,还有一股浓郁的清香气息。桂花也可以用来蒸饭,或者是做成糕点。桂花具有疏肝通气、醒脾开胃,治牙痛、喉干、口燥、口臭之功效;有益肾气之功,治老年肾亏,小便不利、尿频、尿痛等症。桂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人们都喜欢拿它来喝茶,桂花茶具有美白肌肤、排解体内毒素、润肠通便、止咳化痰、养生润肺的作用,桂花茶的功效与作用对阳气虚弱型高血压病症见眩晕,头晕,腰痛,畏寒肢冷,大便溏,小便清长,舌质淡,苔白,脉沉细,都有一定的保健养生功效。桂花茶还有暖胃的作用,特你是对于冬季喝白开水依然口渴的症状,有明显的舒缓作用。

其实不仅仅是桂花树的花价值很高,就连桂花树的枝条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可以用桂花树的枝条、芍药、生姜、大枣、甘草一起配置桂枝汤,对于外感风邪以及发热头痛等症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桂花树的枝条有治疗头晕目眩以及胸闷气急的作用。

在花桥,除了桂花树,山林中还有一种桂树。

《说文解字》说:“桂,江南木,百药之长”,这里的桂到底是哪种,并不太清楚。

《本草》中则说得更细致一些:

桂,味甘、辛,大热,有小毒。主温中,利肝肺气,心腹寒热,冷疾,霍乱转筋,头痛腰痛,出汗,止烦止唾,咳嗽鼻,能堕胎,坚骨节,通血脉,理疏不足,宣导百药,无所畏。久服神仙不老。生桂阳。二月、八月、十月采皮,阴干。

就是不知道《说文》《本草》中记载的桂,是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桂花树。可以确定的是,桂花的确有不错的药用价值。《本草图经》中说:

苏恭以牡桂与单名桂为一物,亦未可据。其木俱高三四丈,多生深山蛮洞中,人家园圃亦有种。移植于领北,则气味殊少辛辣,固不堪入药也。三月四月常生花,全类茱萸。九月结实,今人多以装缀花果作筵具。其叶甚香,可用作饮香尤佳。二月、八月采皮,九月采花,并阴干,不可近火。

桂有若干种,有开花不结果的,有开花结果的,有取皮做药的,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话,可能并不是太清楚到底说的是哪一种。

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来自南方的山区,后来才被引入到其他地方。

《本草》中所谓种在“深山蛮洞”的说法,应该是指像恩施、湘西这样的湖南湖北的山区。

湘鄂西一带被开发的时间相比较而言是比较晚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作为中原一带战乱无处可去的人的乐土乐国。有些人可能就一直呆在这里,再也没有出去过了。

据说,向氏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宋国的向氏,也就是殷商后裔。宋国的地理位置,在现如今的河南,离恩施很遥远。如果真的是从那里迁徙而来的话,那就不知道当年那些人是经过了几代人才跑到这个深山的了。

历代的逃难者,或许也是探险者,他们的子孙们不断地进发,若干代之后外面的人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们了,他们的后裔也就变成了现代人所谓的土著了。

逃难的人,往往的那些不服管教的蛮子,所以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都属于待开化的蛮族。历代王朝都不会特别在意,当地自治即可,王朝不曾把它当做一个提供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的富庶之地,因此是内地的边疆。当地打生打死都没有关系,只需要关起门来就可以了。

翻开恩施、湘西的各县志就可以知道,这些地方在古代王朝中走出去的进士、举人寥寥可数。不是这里的人不想出去,而是出去本来就相当困难,再加上安土重迁的心态,以及人力物力的优势并不明显,还不如就祖祖辈辈待着呢。当地只需要为王朝进贡一些稀有的桂花树之类的,表示臣服就可以了。

近代以来的大开发和城市的大发展,让恩施湘西这一大片湘鄂西的老区具有了新的价值,早先是红色革命的基地,输出的是人力资源。后来,又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优良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地矿资源、中草药资源等等。

当然,最令当代都市人所心动的,还是这里的自然风光,因为开发得比较晚,遭到的大规模的人为的机械化改造要小得多。

另外,当地大量出产的魔芋、葛仙米、茶叶等等山区食品、饮品,也因为富含各种微量元素,而被认为是相当优质的食品。

桂花树在花桥随处可见,没有什么金桂、银桂的说法。也很少听说有人拿它作为药用,至少在花桥,我没有听说过。或许有人会把它弄来酿酒,也是一味不错的养生药酒。不过也几乎没有人会弄,或许很久以前有人做过,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了。

这当然不意味着桂花树就不为人所熟知。李白曾经在紧邻湖北的四川待过,又到过湖北一些地方,他就知道当地的桂花树,专门写了两首《咏桂》诗来专门讲它的特点。

其一: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

其二:

世人种桃李,多在金张门。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暄。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

好喝酒的李白,不知道喝过桂花酒没有?有人注意第一首中提到了“槿花”,大概说的是木槿,所以《李太白全集》(第1139页)就将《咏桂》改成《咏槿》。花桥没有木槿,桂花倒是我从小就见过的,所以我宁可把它看作咏桂。

桃李花开又花落,桂花树却似乎没有变过。

记忆中,我家老屋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小时候还爬上去玩过。叔叔说前几年锯掉了,没有挖桂花树根,老树根发了芽,接着长了起来,现在又长成了一棵大树,看起来还是比较壮观的。

有些人家的老树,或许房子都重修了好几回,老树依旧在,为返乡的人指示着他们记忆中的地标。

李白当年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所以悲伤。如果是有桂花树的田园,那就不同了。

茶园边的房舍院落,总有那么一棵蘑菇伞一般的桂花树,伫立着,生长着。它的花期不长,朝开暮敛;它的生机昂扬,一簇一团。花桥的人民也如它一样,在这里时代生长着,不管是否有人去注意,不管是否有用,不管是否成材。这就是花桥的桂花树。

或许,中医研究者能从这些桂花树中找到某种灵感也未可知。

花桥观察

(四)靠天吃饭

武汉封城(2020年1月23日)以来,湖北省的各地市以至于乡村,也相继实行了自我的封闭措施,安检的措施已经全方位的实现了,就连上后山的将军岩去参观的路也有辆车横在路上,不放行了。

如今的大街小巷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人,省级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也寥寥可数,大部分人都在等待。

每天新闻中报出来的各项数据不断地攀升,被检查出来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加在一起很快超过了万人的量级,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不会达到十万的量级?以2019年而命名的这个病毒(2019-nCoV)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送命。在病毒面前,一般的民众所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在没有研制出疫苗和特效药品之前,大多数人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自我治愈。

事实上,不管是2019-nCov和非典的病毒SARS-CoV、MERS-CoV都是致死的冠状病毒,都是和呼吸道相关的病毒,具有人群传播、蔓延迅速和大面积致死的特点。冠状病毒(Coronavirus)从上个世纪(据说最早是从禽类身上分离出来的)开始被医学界所认识,开始被科学家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对付这类Cov病毒的有效干预药物。这类的病毒以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出现,为什么没有造成这样的危害,可能与病毒本身的进化变异有关,也与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在与病毒的较量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病毒在变异,人类的行为也将有所改变,虽然善于遗忘,虽然善于弄虚,但有些事情或许不会那么痛快地翻篇。

当下,人们对于早期疫情的判断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疾控的科研人员,还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都有各自的打算,或者为了官位,或者为了论文,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传染病,对人群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他们的小算盘打出来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到了现在这样的程度,他们的某些小算盘的危害性就显现出来了。

春节前的乡镇市场还是一片繁荣景象,丝毫没有将武汉发生的病毒传染当做一个重大的危机。全省封城封路之后,整个乡村才开始逐渐冷清下来,乡间的固定广播开始循环播放着政府预防指挥部的命令,还有一部带着喇叭的车子在路上流动地广播着政府的声音。不添乱,成了人民的共识。

这个鼠年的春节基本上没有什么拜年的活动,也没了太多的走村串户,多数家庭都封上了自己的大门,加上前两年开始的禁放鞭炮的政策,整个乡间的春节完全处于一种静默的状态。

环境气候对人类的生存而言最为重要。专家认为气候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具有较强的影响,如果老天爷能让好的天气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病毒的肆虐将会很快结束。所谓的靠天,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的事,整个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入冬以来,整个湖北地区天气并不是太好,阴雨天气很长,整个冬天没有下雪,为病毒爆发提供了气候的温床。不过最近这两天天气转变了,放晴之后,气温转暖,或许有点好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对农人而言,好天气就是最大的利好。农人靠天吃饭,没有好天气,什么故事都出不来。不管是粮食,还是茶叶,都需要气候的配合。以前需要为国家种粮食的年代,主要的农田种植作物是水稻和玉米(苞谷),除此之外就是小麦、油菜、土豆(洋芋)、红薯(番薯)。村里就有面粉加工厂,要把油菜籽榨成油则要到镇上去。一年收成的绝大部分都交上去之后,农人需要自己想办法。农人多会在自留地里弄点菜,如果会做的人家还会去售卖蔬菜补贴家用。

后来,为国种粮的任务逐渐不再需要了,山区的粮食生产效率并不是很高,加上运输、保存的费用实在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加上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农人不再需要为国种粮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就推广开来,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面积最大的是茶叶。二三十年间,整个区域的茶园面积占到了农田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样子,以前最肥沃的一些水田也变成了茶园。

漫山遍野,全部是茶叶。恩施湘西一带以山地为主,平均海拔1100米,这里的气候最适合绿茶的种植。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整个恩施的农用耕地678.9万亩(45.26万公顷),林地面积165.88万公顷,其中茶园面积有136.6万亩。茶叶所占的耕地面积相当大,每年的茶叶产量8.33万吨,红茶、绿茶、黑茶、砖茶等等均有出产。花桥的茶园面积有多少,我不知道。在后山往下看去,四处都是茶园,大概绝大部分的耕地成了茶园。

在为国种粮的时代,农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这从以前的农村住房就能看出来。如今已经成了为全世界种茶了,农人的收入水平明显有了提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住宅已经改成了二层的小别墅。

喝茶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茶叶生产制作的流程,只需要品品味道即可;对农人来说,茶叶的种植虽然看起来要比种水稻之类的更简单一点,但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投入,因为成树的茶园需要若干年,大概五六年才能有比较正常的产出。

第一年下种,往往有一大批不能成活,需要第二三年补上。补的不是种子,而是苗子。我小时候种茶是各自在茶树下收集来的种子,夏茶采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或者更久一点,就能去采茶果了。运气好,一天能弄上百斤的样子。种子不值钱。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据说有人专门育苗,可以直接购买茶叶苗子,提高了头两年的成活率。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不能长起来,需要再去补上新的茶树苗。

大年初四五,天气放晴,我无所事事,满山转悠。有新茶园的农家已经开始补茶苗了。我看到一家人正在地里忙碌着。他们全家上阵,大哥扛着锄头挖坑,他的儿媳妇放苗子,他媳妇和儿子两人负责培土,把苗子弄好。一转眼间就弄好了一垄。

我问他们怎么不休息着,大过年的还干活。他们说,闲着也是闲着,再说这些活,迟早要干的。这两天天气好,抓紧弄完了,回头应该能长的更好一点。

他们家这片地以前的老茶树砍掉了,需要重新栽种。我不知道一般的茶树能持续高产多少年,反正过了十年八年的样子大概也就需要重新再来一回。以前茶园中有很多老茶树,几十年的都有,长的有一米多高,基本上就采摘不到多少能卖的茶叶了,必须砍掉了重新换新苗。

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刻,湖北各地的道路都封锁了,政府一再要求大家不要聚会、不要拜年,城市的居民呆在楼里不能出来,农村居民则在自己家里围着炉子烤火看电视。有些家里人多的,或许打打牌,消磨时间,有农田的村民就闲不住了。

我看到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拎着个筐子,扛着锄头在补茶苗。我本来想拍下老人干活的场景,老人见我过去,聊了一会,没好意思要老人家摆拍。我则继续在田间地头转悠。

花桥村民的勤劳是比较有名的。这里走出的人不少,不管是在小镇、县城,还是在全国的大小都市打拼,不少人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仅就读书而言,这里出去的大学生已经有好几十个,不少家庭中都有大学生。一个村民小组的博士就有四五人。这样的水平在全国农村中应该都算是比较不错的成绩。当然,和南方的那些交通便利的村落比起来差距很大,与城市的社区比起来也差了许多。这是大的气候决定的,只能如此。

至于一直留在村里的,勤劳更是他们的本色。山林里有不少老的坟头,有些后人为他们立了碑。从民国时代到最近若干年都有。有当地人,也有从外地来的。我去看了好几座有碑文的,好几座碑文中都提到故去的人,勤劳本分,任劳任怨,拖儿带女,团结邻里,受人尊敬等等。在靠天吃饭的环境中,老天给了口饭吃,那就需要勤奋地争取把它弄好了,否则就只能看别人了。

花桥的老前辈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搬进这个地方的,我没有找到老的石碑,村里据说有人对这些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不过现在都处于隔离的状态,暂时没有办法去找人问了,过一段时间再去找人问问。

很多村落比较重视村史村志,山区人民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以前是没有那个条件,谁家能养闲人天天去关注那些老旧的东西呢,能在自己祖坟前立个碑,逢年过节去上个香,点个蜡就已经不错了。以后,或许有人会来做个研究,甚至写本书,把这个村的奋斗史留给子孙后代。每个人为这个社会做的事情不同,做各自的事情,在这个大气候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花桥观察

(五)村组自保行动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太多陌生人的社会,即便有了陌生人,也很快给摸得一清二楚。流动的人口,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很难得到认同。外来人口要在一个村落中扎下根来,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通过本人改名换姓或者子孙改姓的方式,取得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的后代也才成了当地人。相比较生存而言,姓氏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引力。

在传统的村落中,东家西家有什么情况,张家李家都会很清楚的知晓,东家长西家短,一年四季在邻里之间散布着。不仅缺少必要的人口流动,也缺乏物资的流动,祖国南北各地大都如此。四处流动的最主要的队伍,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能够吃上皇粮的人,这些士人走南闯北,留下各地的记录,但即便是他们也多数会叶落归根,从乡里出去,最后又回到乡里。后来,有了户籍制度,一旦户口被转走了,也就很难再回到乡里长期住下来了。只有一部分乡民,一直在村里生生世世。这里才是他们的老根所在。

可是,花桥并没有太过久远的历史遗迹,也没有多少古老的传说。除了当地人不太在意保存古老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开发的时间不会太久远。恩施湘西的不少山区村落是几百年前、甚至是近百年来,才开发出来的,所以说虽然看起来这里是一个老的村落,其实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聚集地。

村落中的各个姓氏,往上追溯六七代人,大概都是某个遥远的中原之地。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数百年前,某几个人拖家带口从临近的平原地区,像湖南或者湖北的某些地方,以一种移民开发的方式进入到山区。他们一代代的往前推进,比如花桥的向氏,从石门到花桥,从进山老祖宗开始到开枝散叶就经历了好几代人,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并且扎下根来。先民们进入这一地域之后,又经过了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让荒山野岭变成了农田,养活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开发这片土地的人们应该都是相互熟悉的,只有熟悉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协作生产,又在这种协作的过程中增加彼此的熟悉和信任。知根知底,是农耕时代的必须。往前两三代人,谁家的山岭田界和坟头,相互之间都比较清楚。村落,就成了他们这些人的集体记忆和全部生活的归依。

随着人口的繁衍,从最开始的兄弟两三人,三四代之后可能就已经有了百十来号人口,再往下去早期的亲近感慢慢消失,只有老一辈的人还知道一些亲缘的关系,新一代之间的辨识就只能依靠姓氏的字号排行和姻亲走动了。据说数十年前还有族谱之类的编制,老祖宗的来源地和新开发地之间还有一些联系,再往后就只有个别人知道了。大多数子孙并不清楚这些,知道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用处了。时代已经不同了。

现如今,这种没有陌生人的乡村,大概只能在书本上找到了。现代的乡村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的普及。现代的教育,让一大批人从小就不在当地上学,从小就离开了乡村,到了小镇、县城,甚至是都市,他们对于本村的情况逐渐产生了疏离。

五六十年前,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一个村里只有一两个教书先生,只有有钱的人家才能让自家的子孙中的一两个去读书。学费都是一个大问题,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他当年到我家去读书,就是挑着盐过去的,那个时候盐就是钱,是硬通货。做学费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的爷爷辈兄弟三人中,只有一人出去读书,最后他也成了一个老教书先生。到了我父辈一代,读书的人还没有那么多,高中生屈指可数;而到我这一代,基本上所有人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大学生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再往后的一代人,从小在县城、市里上学的也不再是个别的了。

其次,现代经济的发展,集体的解体,村落成了一个符号。村民以家庭为中心独立活动,不再有村落的熟悉度。同时,现代的交通发展,随时的出行成为可能,一辈子没有出过门迈过村,已经不太可能;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乡土的依赖感越来越弱化,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急剧的加大,村落可能有的只是一个祖先曾经在此生活过的符号了。

在外的人,越来越没有多少机会说自己是某某村的人,一个花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谁知道花桥在什么地方呢?到县城,我们是走马人;到市里,我们说是鹤峰人;到省里,我们是恩施人;到了全国各地的时候,我们就是湖北人了。当然,在现在疫情严重的时候,说是湖北人比较有风险。

乡村的基层组织并不因为流动而失去了它的意义,也不会因为现代的发展消失。特别是在像新冠疫情这类突发公共事件时,村组织就很关键。因为大量离开乡土的人,让当代的乡村既有一定的熟悉度,又有了很大的陌生度,不能在乡村展开应急的工作。如果说熟悉乡村的人,可能并不见得是那些村中的老人,而是那些村组中的能人和干部们,前者在村民中有威望,后者掌握着政府的信息渠道,他们在乡村的发展和各种危机事件中充当着关键的角色。

新冠(2019-nCoV)病毒传播步伐暂时(农历正月初七)还没有减速的趋势,尚需时间。在此种情形下,从国家到乡村都动员起来,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抗病毒传播运动。从历史来看,乡村的自保才是村民安危的第一道防线,这方面做好一些相关工作,无论对村民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第一位的。这一次的乡村自保措施,从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来说,有这样几种:

一是,交通限制。对出行进行有效地阻隔,村口设置路障,主要的交通路口都有了相应的拦阻。最开始有些地方采取了野蛮封堵办法,后来政府明确此类搞法并不合适,基本的交通保障必须存在,否则出现特殊情况,受害不仅仅是外面的人,封在里面的人也未必能例外。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基本上已经让车辆和人员的流动限制在了一个可控的限度。

二是,人员摸排。对乡村流动人口进行登记清查,经过了几轮的细致清点,村一级组织基本上已经把所有外出回乡人员进行了无遗漏的登记,每个人外出地点,回程路线基本上都摸清楚,特别是从武汉回来,或者途径武汉的人员,都有了比较细致的摸排。由于登记的个人信息比较多,如果不注意的话容易泄露,在公布时当做好隐私保护。做好了摸排工作之后,才有可能对某些重点对象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

三是,疫情宣传。对村民进行防御的宣传,村组干部已基本上做到了挨家挨户的提醒,要求各家庭人员务必在最近一段时间不再外出。电视新闻和村里的广播,以及乡镇移动广播,不间断地广而告之,基本上所有村民都知晓了防御措施的紧要性。敲锣打鼓式的宣讲,很有必要。有些老人可能不太关注新闻报道,更需要村组干部党员的宣讲。

四是,自我隔离。回乡人员的自觉隔离,尽量减少出行和走亲访友,有着很关键的意义。村民相互之间也尽可能地不再聚集,过年期间的拜年、吃饭等活动尽可能地推迟。

五是,生活互助。各种限制措施,特别是交通的阻隔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村组干部需要站出来为村民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比如买菜买米、生活必须品等等。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时,村民之间的互助协作并没有完成停下来。

最后是,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等异常情况,及时去医院检查,既可以确定是否为疑似病例,也可以尽快进行常规的治疗。

乡村医疗保障条件根本是什么都谈不上,不管是口罩,还是消毒液之类的,都非常紧缺,至于其他的医疗设备完全没有,只能以比较原始的自保自救方式展开,尽可能地将在疫情蔓延之前进行预防,如果能有效的阻隔和全体参与的自保,或许能保障一方平安。不然出现了意外,就相当危险。

花桥的防御工作相比较其他地方来说,可能稍微晚了一点,最近这几天才全方位的行动起来。面对未知的风险,基层的组织如果不尽快行动,受害者可能就不止某些个别的家庭了。

如果参照非典的传播、防疫和救治情况来看,2019-nCoV病毒的传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城市社区的流动性大,风险倍增;乡村虽然并没有那么大的流动性,但是外出务工、旅游、上学等等人群在春节的回乡,也为宁静的乡村带来了很多不可知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家庭和基层组织的重视都是很有必要的。

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最开始都有一段恐慌性的蔓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病毒的传播走南闯北,给无数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慌,对有些家庭和个人而言,可能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各地的严防死守,目前来看能让病毒毫无阻拦地长驱直入势头得以减缓,但最后的结果还需要特定人群的努力,特别是医学研究者、医务工作者们和决策者们。

相比较有些城市社区,乡村的传染病防疫能走到什么地步,取决于人民,特别是乡村组织能否将这次传染病防疫看成一个长期的公共危机。这对乡村组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花桥观察

(六)路越走越宽

花桥作为一个山区的自然村落,其历史至少从晚清就开启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两百年的历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早期的那些开发者,或许就是逃难的探险者,亦或者是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往深山老林的国人。

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迫不得已,这片未知的群山环绕的沃土,为那一群远离故土的人们,提供了栖居的地盘,为他们活命提供了足够充裕的事物。在这片大山宫小山的地方,这群先民扎根下来,代代繁衍,不断成长,至少十数代人在这里拓荒、生活。为他们作证的,只有千年不动的群山和一直川流的河水。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带的生活是平静的,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想要出去一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大部分人可以自给自足的过着艰辛而穷苦的农村生活。或许某些人的笔下能把它描述成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未可知。

从上个世纪开始,整个湘鄂西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这个“内陆的边疆”不再是蛮荒之地,而成了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旅游胜地。不管是民俗资源的开发,还是自然资源的发掘,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据说在附近有些山村已经有不少头脑灵活并且有实力的人开始投资搞起了农家民宿,还有新建的老样式楼宇,打着山区旅游的旗号招揽各地的游客;如果当地有奇山怪水和历史遗迹的话,更能吸引各地的旅行者。

舒尔茨说,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帕那加撤尔看起来是一个封闭的农村,所有的现代经济学都没有办法解释当地的经济模式。那里的人民辛勤劳动,租种土地,出售谷物,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消费活动。看起来似乎可以自给自足,虽然与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结合为一,但锄头、斧子和砍刀并没有被新的工具所取代,甚至连个轮子都没有,传统的农业持续几十年没有改变。

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那里跟原始社会差不多,是名副其实的贫穷的农业社会。这样的描述,用来说历史上的花桥,也是比较合适的。

传统社会中的农人,年复一年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不管是山地,还是水田;播种同样的作物,不管是水稻,还是玉米土豆;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同样的生产技术传下来若干代。

以前的花桥人,在外面的人看来大概就是个叫花子的水平,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佬,是不知道世界为何物的山里人。今天,如果我说可以在花桥看世界,似乎不会被人视为一个无知的笑谈。

从世界看花桥,在花桥看世界,或许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就能成为很多人可以讲述的故事了。到那时,花桥的小沟小河,花桥的民俗习惯,这里的青山绿水,这里的民居楼宇,就不再是花桥人世代的居所,而将为世界人民提供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甚至还将是一些人安度晚年的好山好水。

古老的平衡,因为现代知识的进步而改观。在我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新运输设施的引入和交通线路的改造升级。这一切的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就发生在最近的半个世纪,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道路建设的速度和经济开发的强度还在地不断加速中。

我小的时候,整个村落像样的公路只有一条,是碎石路,这条路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建设,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最近十到二十年才全面改成了水泥路,路面加宽了不少。以前养路工人属于一个叫“道班”的基层公路养护机构。有十来个人,负责从两个镇子之间的数十里碎石路的日常养护,直到若干年前新道路的建成,原来的道班似乎才从村落中搬走去了别的地方。

村里就有一位老人,曾经在道班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将他全部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条家乡的生命线。回头有机会再去听他讲讲当年的修路的故事。

据说当年修路的时候,很多村民都曾参与其中,那还是大集体时代的尾巴,全民参与、全民动员,都再正常不过了。那个时代修路、修水库,大都是依靠大量的人力堆起来的。

那时候没有多少大型机械,想要大山中挖个隧洞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山路就是名副其实的绕山而走,每过几百米上千米就是一个回头线,连续的急弯,等等,可以说,山有多大,路就有多长。

后来修路就简单多了,截弯取直,穿山打洞,搭桥建梁,依靠大型机械可以较为轻松地完成。

在公路修通之前,山区有茶马古道,所有的物资靠肩挑背驮,“挑脚”(挑夫)的老一代人如果健在的话,也都九十岁以上了。出行基本靠走,所有的路大概都是走出来的。老一辈的人靠一双脚,走出来很长的路,让山村不至于完全隔绝于世界。

上个世纪公路的修通,让挑夫失业了,司机开始成为很重要的职业。所有开长途班车(客运车)的人都备受当地人的尊敬,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两个镇子之间接送旅客的改装的那种客货两用车,为不少家庭带来了收入,有些人家还靠几个轮子改变了生活状况。

如今大多数农户家庭都购置了小车,有的家里还不止一辆,农用车、越野车和代步的三轮车(“麻木车”)和摩托车,或者停在自家院子里,或者停在自家车库。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了驾驶证,人人都是司机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了。

临近的一个村里还有了专门的小车训练场,当地很多人都在那里培训,学车。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公路上的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据说镇上堵车都能堵个把小时。为了解决堵车的问题,镇上已经限制随便停车了,只能在一些固定的停车场停。

全国的铁路网络已经升级改造若干代了,而直到今天,全国没有通火车的县城,鹤峰仍是其中之一。这里有各种矿石资源,有各类自然出产,全靠汽车运输。在以前运矿最忙碌的时期,公路过不了太久就被大车碾得坑坑洼洼,坐车就是在不停地颠簸中前行的。一个笑话说,就连结石都能在颠簸中治好。

十八岁以前,我就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子,更别说坐火车了。以前恩施也没有火车,前两年才修通了从重庆过来的铁路,不过并不经过鹤峰县。从花桥到北京,要到临县石门县城坐火车。要在群山中转悠许久,绕了山这边,再绕山那边,感觉一直走不完的山路,看不完的山。讨厌山,讨厌坐车,都是很正常的。

有一回春节后返校,我去石门县乘火车,大雪封山,原来的公路好几个地方被大雪封堵,无法通行,长途汽车花了十五六个小时绕来绕去,才到县城。到那边已经晕得找不到方向,还得去排队买票,结果连站票都买不到。半夜一两点钟和一群人沿着铁路线走了很久,找到一个路口,再走回去等火车过来,挤了上去,站了二十几个小时才好不容易到了首都。

如今公路交通改善了不少,虽然和外省的道路比起来有不小的差距,但和记忆中的那种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从市里到县里的高速也已经建成,没有高速的几处危险山路有了隧道和桥梁,出行的安全便捷较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花桥到武汉,再也不需要二十个小时,开往南方北方的长途汽车也比较方便,离有机场的宜昌、张家界和恩施都只需要四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如果着急回家的话,基本上都能当天到达。这样,村里人出去就不像以前那样困难。

住在花桥的六七十岁这一代老人,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有出村到外面看世界的经历,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到外面去搞副业(也就是外出务工)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那个时代全国的都处于一种无工可做、无钱可赚的状态。一位老人说,他那时候出去就是搞建筑之类的,或者打个灶、挖个瓢,仅此而已。

到了五十岁的这一代人,出去的人就相对多了不少,村里这一批人中出去做事的,范围大概在恩施和湘西的数百公里之类。再远的,就不多了。

至于到了现在二三十岁的这一代人,就几乎整个中国都能跑了。三十多岁的这批人南下北上的不少。这回武汉新冠疫情统计村里的外出人员情况,三四百人中有不少在武汉的,也有其他各地的。回乡的村民,有坐动车、飞机的,也有自驾的,交通的便利让出行和返乡都有了时间快捷和工具的多样选择。

以前对于“要想富、先修路”这个标语口号的理解并不透彻,至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路早就有了,还能如何呢?山路十八弯,倒是一直记忆深刻。

这次从北京回来,当天就能到家,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山区道路交通的重要性。更快速,更安全,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当年我去市里上中学、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从家里到县里,再从县里到市里,转车好几回,一天绝对到不了,更别说到武汉之类的大都市了。那时候班车不多,错过了点,就只能等明天了。坐上了车的人,如果晕车的话,每每在盘山公路转几个弯之后就晕头转向了。那种感觉,绝对是痛不欲生的。

花桥的老旧碎石公路,大都已经被新路取代了,只有一段大约三公里样子老路,仍保留着,新路截弯取直,不再需要绕山转圈了。

今天去老路走走,碎石依旧,周围山岭上翠绿成林的各种树木,时不时欢快鸣叫的各种不知名的小鸟,错落于山林中的茶园梯田,徜徉其中,呼吸着都市难得寻觅的新鲜空气,是一种自然的享受。

(作者为鹤峰县走马镇花桥村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不师范大学博士,现在国家图书馆工作。)

责任编辑:向丽莉